11年前，当中国加入WTO一声令下，深陷“技术性破产”挣扎边缘的国有银行体系，猛然间被推至国际资本市场的大门口时，有关外资金融机构“狼来了”的种种担忧不绝于耳。

　　2003年起，一场背水一战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倒逼中国银行体系从最初技术性破产和“狼来了”的惊慌中走出，与国际资本玩起了“与狼共舞”。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通过股改上市卸下包袱、重装待发的中国金融业纷纷试水走出去，海外扩张频繁。无论是五大国有银行和国开行这样的政策性银行，还是招商、中信等中型银行纷纷踏出国门、攻城掠地。

　　仅仅十年，中国金融机构已悄然完成“引进来”向“走出去”的华丽转身。而中国在世界金融格局的大棋盘上俨然由落后的被拯救者，摇身一变，成为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欧美眼中的救世主。

　　截至2012年6月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49462亿美元，对外金融负债31974亿美元。在对外金融资产中，对外直接投资3923亿美元，证券投资2593亿美元，其他投资9798亿美元，储备资产33148亿美元。

　　待到2011年“十二五规划”酝酿成型时，中国金融业“走出去”已被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

　　2012年6月1日，国务院转发了八大部委出台的《关于加快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提出：“稳步推进金融机构国际化。在商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通过设立境外分支机构、并购等多种渠道，到境外开展业务，为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金融服务支撑。”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谈及进一步深化国有银行改革时表示：一方面，要鼓励国内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金融市场竞争；另一方面，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开放国内金融市场。

　　如此背景下，传统通过分支机构增设实现境外发展的路径，或难以适应加速的全球化进程。无论是工行、建行还是中信、招商，过去几年纷纷通过战略性收购兼并来推进自身的国际化战略。

　　“少数有能力的大型银行适度的国际化发展，是国家的金融发展战略之一。金融竞争力尤其是银行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较强的国家一般都有强大的银行来支撑。”央行副行长潘功胜提及中国大型银行战略并购的发展逻辑时也如是说。

　　加入WTO：从“狼来了”到“与狼共舞”

　　严格意义上讲，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银行业“走出去”打开了一扇门，而从2003年开始，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才真正将银行业推向了国际资本市场的大门。

　　在“核销已经损失掉的资本金、剥离处置不良资产、外汇储备注资和境内外上市”的国有银行改革“四部曲”中，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和境内外公开发行上市是国有银行体系集体亮相国际资本市场的第一步。

　　以工、建、中三大国有银行为例，上市前，工行引入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入股，三家境外战投出资37.8亿美元，折合10%的股份；中行则引入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四家金融机构，而美国银行和淡马锡分别斥资25亿美元和14.6亿美元拿下了建行9%和5.1%的股权。

　　对于当时不良贷款比例高达1/3的国有银行而言，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意义非凡。

　　“引入战略投资者并非国有银行的发明，从第一家大型国企中国移动海外上市开始，吸收战略投资者就成为中国国企改革上市必不可少的一步，事实也证明，这是保证发行成功的有效措施，国有银行海外上市只不过是沿袭了过去的一贯做法而已。”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当时撰文称。

　　正如日后所看到的，美国银行之于建行，瑞银集团、苏格兰皇家银行之于中行，高盛、安联保险、美国运通之于工行，汇丰银行之于交行，乃至西班牙对外银行之于中信银行，在中国银行业尚不被国际投资者完全认可之时，引入国际先进金融机构，部分程度上起到了隐性担保的作用。

　　以至于几年后当陷入金融危机的外资战投纷纷抛售中资银行股，用以套取巨额现金，引发中国银行业“贱卖”争论时，改革支持者给予了有力回击。

　　“有人只看到战投赚了钱，但忘了当时是什么情形，当时的四大行，不仅国外投资者不认可，就连国内的央企都不认可。”一位经历过当时那段历史的国有银行中层告诉记者，在IPO配售过程中，引入的几大国企，谈判桌上非常强势，而且几乎所有投资建行、中行的国企都觉得这笔钱肯定是打了水漂了，有去无回。

　　引进战投，还有更深层次的制度性考量，作为战投，美国银行、高盛、淡马锡、苏格兰皇家银行、西班牙对外银行等欧美金融机构，一度被视为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外部推动力甚至“外脑”而引入；改革设计者也寄希望战投能对国有银行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转换经营机制、完善风险控制、改善金融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

　　在这场国有银行改革浪潮中，中国加入WTO带来的附加值效应开始显现，尤其在引入境外战投这一环节，中国金融业持有的开放姿态，为其日后股改上市成功打下坚实基础。而正是得益于改制上市后所得的强大的资本实力，国有银行才逐步有意识地加快了国际化步伐。

　　国际金融危机契机：全球化试水

　　进入2007年，初步完成股改上市的中国金融机构已然羽翼渐丰，明显加快了国际化和海外布局步伐，这一过程伴随2008年金融危机，曾一度达到顶点。

　　来自中国商务部和相关统计公告显示，2007年，中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只有16.7亿美元，而2008、2009年分别达到140.5亿美元和87.3亿美元。来自社科院的不完全统计，2006年，中国金融业海外并购金额仅12.6亿美元，到2007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历史性的149.54亿美元。

　　在2007年中国十大并购事件中，当时新成立的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斥资30亿美元入股黑石集团、中国平安18亿欧元入股富通集团和国家开发银行22亿欧元入股英国巴克莱银行等五宗金融并购案赫然在列。

　　权威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末，工农中建交5家大型商业银行共有86家一级境外营业性机构，共收购（或参股）境外机构涉及金额约合71.3亿美元，这些境外机构分布在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业务范围涵盖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等多种金融服务领域。

　　一位资深银行家观察认为，这一阶段国内银行在建立海外机构的同时，也在通过并购等资本运作形式，加速拓展海外市场。

　　“与本世纪之初工行、建行、中行在香港地区进行的一些小型收购相比，2007年以来国有银行的海外并购行动不仅规模庞大，收购视野也大大拓宽，其触角迅速从香港、澳门、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周边地区，延伸到南非、英国，甚至监管准入最为严格的美国。”

　　以工行为例，仅仅在2007年，工行就有三笔海外并购，分别以900亿印尼盾收购印尼哈林姆银行100%的股份、55亿美元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份以及以46.83亿澳门元从澳门何鸿燊家族手中收购澳门诚兴银行79.93%的股份。两年后工行还以35.5亿泰铢收购泰国ACL银行19.26%的股权。

　　相较于其他商业银行主要采取机构申设的海外拓展路径，工行相对积极的海外并购策略与其整体发展战略有关。

　　国际化，也成为工行“十二五”期间整体战略之一。在董事长姜建清的表述中，十二五期间，该行将完成“从本土传统的商业银行，向全球化大型金融机构的转变，形成跨境跨市场的经营格局”。而在其内部制定的战略中，海外业务的份额目标是由此前的不足3%提高至10%左右。

　　进入2008年，招商银行收购香港永隆银行、中信银行收购中信国金都是值得一提的。

　　2008年6月，招商银行宣布以193亿港元收购永隆银行53.1%的股份，每股价格156.5港元，相当于2007年末每股净资产的2.91倍。金融危机爆发后，如此高的收购价格引起争议不小。

　　不过，招行行长马蔚华始终坚持，“收购永隆的结果是1+1大于2。”

　　2009年5月，中信银行以135.63亿港元的现金对价，收购中信集团旗下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70.32%股权，此举旨在整合中信集团内部的商业银行板块。一年后，中信国金持有中信嘉华银行更名为中信银行国际，成为中信银行国际化的重要平台。

　　中信银行独特的国际化，在于其独特的基因，该行从1987年诞生之初就带着鲜明的国际化基因，伴随着中信公司每一次海外试水资本市场的足迹，中信银行创办之初外币业务一度占到三分之二；而近年来通过打造中信银行、BBVA和中信国金“三位一体”的战略体系，中信国际化正在走出自己的特色。

　　“香港已成为中国银行业拓展国际化的很重要的跳板和平台。”2012年9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在中欧商学院表示，目前商业银行国际化很大程度上还是依托香港推进，试图向其他的金融中心拓展，但是进展有限。

　　这恰是五大行乃至中信、招商如此看重香港平台的重要原因。

　　2008年前后，中资金融机构集体海外抄底，有着怎样的逻辑？

　　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看来，海外扩张是中资银行的现实选择，一方面，随着中资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中资银行必然要采取追随战略；另一方面，从全球资产配置与风险配置的角度分析，“人民币资产是中资银行的主要资产，到香港上市募集的资金，以及中央政府用美元注入资本金这个量非常大，要形成外汇敞口的问题。”此外，海外扩张有利于银行业务多元化及寻求协同效应。

　　不过，2008年前后中资金融机构纷纷海外抄底之时，监管者仍然保持了足够的冷静。

　　2009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时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笑言，自己并不会阻挡中国银行业走向世界，“只要能够形成合力，对自己的长远发展，战略上能带来好处，我们也鼓励银行业走出去”。

　　“但问题是，像有一首歌里讲的，现在外面的世界不是真美好，是外面的世界真无奈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向那些很无奈的地方去呢？”他说，“天晴别忘了戴草帽，刮风了要穿棉袄。我想我们还是应该非常小心。”

　　海外并购的“得”与“失”

　　监管者的担心不无道理。

　　2008年后，当深陷金融危机的欧美银行缓慢“去杠杆化”时，那些认为资产价格已处于低谷，借此抄底或布局全球的中资金融机构，难免冲动大于理性。危机过后，重新审视，无论是中投对摩根士丹利的两笔投资还是平安投资富通造成的巨额浮亏，都警示中国银行业，“抄底”并非那么简单。

　　到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2008-2009年，2007年激进并购吃了大亏的中国银行业在海外扩张方面步伐已然放缓，数据显示，2008和2009年，中国金融机构海外并购金额从2007年的高点上急剧下滑，只有24.99亿美元和12.9亿美元。

　　其中，平安投资富通最为典型。2007年，中国平安大手笔投资富通集团旗下富通银行，随后又以18.1亿欧元的价格，从二级市场增持富通集团9501万股份，一度成为富通集团单一最大股东，获得近5%的股份。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富通集团出现严重流动性危机，股价一度下跌逾96%；随后富通集团被迫重组和国有化。中国平安不得不于2008年底计提减值准备金228亿元，当年年报显示，中国平安对富通的投资共合人民币238亿元，由此损失超过90%。

　　这笔平安集团最大的单笔投资最终以失败告终，也使得平安暂缓了海外投资步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一份内部报告指出，中国金融机构海外并购的失败案例说明：一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中国金融机构对形势判断不准确。主要是由于对各国中央银行（尤其是美联储）的政策力度估计不足。由于美联储的强力支持，金融危机的不良后果要比预想的轻得多。二是中国金融机构对于金融危机的扩散机制把握不准确。

　　“国内外银行的并购案例一再表明，并购是一个战场，而不是长满玫瑰的花园。”潘功胜在其《大行蝶变》一书中透露，工商银行曾经拒绝或退出了为数众多的投资机会，包括收购北岩银行，也最终因为永隆银行出价过高，而放弃竞购。

　　在海外抄底频繁的2008年，刘明康在一个场合曾给渴望走出去的银行巨头们提了个醒：凡是思考“走出去”战略实施的企业和银行，都要保持一个冷静的头脑，要特别注意考虑怎么形成合成效应。

　　“国内部分银行境外收购的目标对象，其资本回报率和资产回报率比国内银行高，而市盈率却比国内银行更低，说明这样的收购是理性的。但是，中资银行更要考虑收购后的合成效应，银行海外发展更需要战略上、管理上、技能上做通盘考虑。”刘明康说。

　　国际化未尽之路

　　2012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主管的《中国金融》杂志同时刊载了两大国有银行掌门人——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和建设银行董事长王洪章的有关论述银行转型的文章。两位资深银行家不约而同将战略重点聚焦到“国际化”议题上。

　　这不是巧合。冷静思考过后，“走出去”仍将是中国银行业未来十年的重大主题。

　　尽管在各种排名中，工建农中四大行已经位列全球市值最大银行之列，但从某种意义讲，中国还没有一家真正的国际性银行。

　　2011年数据显示，中国银行23.4%的资产来自海外，其中主要是来自于香港。其他几家大银行的海外资产都不超过10%，其中工行4.28%，建行3.61%，而农行仅有1.33%。上述比例远低于欧美主要银行。

　　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谈及未来十年的中国银行业时表示，“我国大型商业银行要进一步提高国际化水平，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和风险管控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提高境外资产和利润的比重，真正实现从大变强。”

　　而潘功胜也认为，“未来10-20年，中国国际化地位不断提升，应该拥有1-2家国际化大银行，如今日之花旗、汇丰。”在他看来，“未来中国大型银行国际扩展的路径选择应是内生成长和外源成长并存，兼并收购和机构新设并举，并在区域选择上关注成长性良好的发展中经济体。

　　以建行为例，多位建行中高层透露，未来该行海外市场拓展，在路径选择上，将采取自设机构和并购两条腿走路，且“更加重视投资并购”。

　　对于逐渐熟悉国际资本市场的中资银行而言，并购是一个战场，而不是铺满玫瑰的花园，中国的大型银行进行并购试水时需谨慎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