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能完全依靠内源式发展，中国经济的升级版离不开对新兴国家的扩大开放。相关策略调整应包括简化行政审批、金融支持和相关人才的培养
在中国经济增速高位下行已不可避免的当口，过去依靠发达国家繁荣拉动外需的局面已经改变，从而出现整体经济结构上生产能力与市场能力不匹配的严重问题。应对困局的一个可能方向，就是面向新兴市场进行对外投资，为中国的过剩产能开拓市场。
重视生产与市场平衡
纵观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增速已从2007年二季度的15%降到2013年二季度的7.5%，三季度增速略微回高到7.8%。虽然短期“企稳向好”，然而实际上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几乎减半。其中，结构调整对经济长期发展有裨益，但经济增速下行也使企业承担了巨大压力。
三方面因素拉低了中国经济增速。
第一是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导致的全球普遍增速下滑和中国外需乏力；第二是新世纪以来，国内为调控经济过热而不断增加的行政管制；第三是真实利率发生变化，金融业脱实就虚，从而使微观企业面临困难。
此外，经济增速趋缓，使得企业和地方政府面临着“水落石出”的局面。压在它们头上的“石头”有三块：第一块是随收入增长不断上升的各种成本，第二块是包括地方债在内的债务压力，第三块就是产能过剩。
众所周知，经济高速增长开始下行后，原来支持高速增长的生产能力便会成为重大问题。但清理过剩产能却并不容易——关闭一部分工厂，势必造成工人失业，失业人数过多则会对经济、社会都造成巨大影响。因而，如何看待过剩产能，实质是如何看待生产能力和市场能力的平衡问题。
与中国的经济体量相比，中国的制造业产能巨大，远超自身市场的吸纳能力。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制造业附加值占全球17.7%，超过美国的17.1%。数据说明，中国制造业的附加值份额已是全球首位。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全球产能份额甚至更大，例如中国制鞋业的产能就占全球的62%之多。
不仅如此，中国出口规模占全球11.1%，国内GDP占全球11.5%。这些数字明确显示出中国制造业产能的巨大，“卖的能力”和国内“消化能力”严重不匹配。
尽管目前外需乏力，但中国也很难指望内需能够完全替代正在降低的外需。原因有四点：
首先，很多产能并非一开始就是为内需而生，尤其是多年来扭曲的汇率机制导致国内外的相对价格信号出现很大误差，使国内生产者产生错误的价格预期，布下过多产能。而这些产能，仅靠内需很难消化。
其次，不少地区和企业面临“三块石头”的挤压，成本压力、债务压力和产能压力需要时间来消化，不可能迅速恢复高速增长。
第三，近年来寄予较大希望的城镇化并不会对刺激内需立即显效。因为城镇化首先是体制、机制问题，机制不调整，到处建新城只能让问题更加严重。
最后，改革红利的释放同样也需要时间，而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越留在后面则改革难度越大。
因此，尽管中国内需规模已保持高速增长，但要寄希望于内需达到全球20%的占比，从而与国内制造业生产能力相匹配，却非常困难。这种局面下，要解决短期经济问题就亟须中国继续进行开放，尤其要增强对外开放的针对性。
原有开放模式遭遇挑战
从建立经济特区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上就是针对发达国家市场出口产品。而发达国家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现成的购买力。第二，商业通道现成，只要中国有能力生产出产品，就能利用香港的订单物流配送渠道以及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来保证产品很快销售出去。尤为重要的是，发达国家有相当成熟的信用体系，这是过去数年中国出口业顺利发展的主要原因。
由此，尽管中国不断上马各类工厂，但市场能力却一直借助于发达经济体，这也是为什么香港地区、新加坡以及很多发达国家能够借助中国的发展机遇来保持繁荣的原因，也是中国工业化领先、城市化落后的主要原因。
但以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为拐点，发达经济体成熟的购买力、成熟的设施和成熟的体系遭遇到全球化以来的一次大冲击。尽管这套体系仍旧相对成熟，但发达国家的消费力下降了，吸收新增进口流量的能力下降了。
事实上，中国继续开放还有一定空间。一方面因为进口规模的增长还具备较大潜力。随着汇率扭曲局面的改观和人民币较快升值，中国的旅游、境外活动、对外投资将迅速升温，使得中国在降低关税、扩大进口等方面潜力较大。另一方面，就是中国企业面向新兴市场的扩张，将带动国内生产能力走向新的机遇。
在2007年发达国家遭受重大挫折后，全球经济体量及份额变化甚大。新兴市场经济总量占比从15.4%上升到29.7%，G7国家从65.4%收缩到47.3%。
而中国过去主要将产能输出给发达国家，只有它们逐渐恢复，中国企业才能有效应对危机。不幸的是，发达国家眼下可能大面积陷入低速增长的“新常态”。但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的全球份额却快速增加。
加大对新兴国家投资力度
在生产能力和市场能力一强一弱的现状下，中国应该抓住新兴市场提供的发展机会。尽管中国企业对新兴市场了解较少，且它们还不具备现成的购买力和成熟的商业基础设施，也不具备良好的信用与服务体系，但它们具有巨大的潜在购买力和改善机会，这些都会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良机。
这方面，中国企业已经有很多的成功案例——华为、联想、海尔等企业都逐渐成为诞生于中国的全球公司。在东盟、中亚、东欧和非洲等地，也可以看到一批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超越了购买资源的模式，更多地介入当地投资和建设，显现出以对外投资带动对外贸易的新苗头。
例如，新疆企业特变电工就在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大规模投资。与发达国家不同，这些国家严重缺乏基础设施。于是，与早年其他企业在国外占地、买矿不同，特变电工以承包大型工程为主，铺设电网、建立电站，很受当地欢迎。
简单说来，中亚国家固然相对落后，但中国既具备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又具备为这些国家购买中国产品提供融资的能力，两者可以兼得。
对中国来说，“走出去”已不仅是买资源和卖产品，更能够成为“做好事”，既能带动国内产能，又能形成对外投资带动对外贸易的新局面。
微观上，不少企业已具有面向新兴市场发力的动向，但仍需两方面政策支持，一是简化行政审批，二是实现金融支持。其中，金融支持要与产业密切结合，要为中国产能开拓海外市场提供支撑。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的投资经验。一旦这两方面具备了有力的政策铺垫，中国的改革开放将出现“升级版”，并以此支撑经济转型和升级。
最后要重视的，是未来的人才趋势也应该趋向于新兴市场。
目前，社会上有三种普遍困难：一是大学生就业难、年轻人购房和生活成本压力巨大；二是出国旅游总会发现国外商品和物业更便宜，国内收入较低但物价较高；三是中国企业在新兴市场经常面临人才短缺的问题。
这三方面信息提示我们，年轻人与其在国内“受煎熬”，不如找机会出去闯一闯。眼下，国内大城市生活成本巨大，同样的月均收入可以在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过得更富足，并会有更好的历练和提升机会。有胆识的年轻人应该勇于走出去，在当地扎根实干。（作者周其仁，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