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华盛顿外交关系协会举办的论坛上表示，伴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缺乏自主创新将成为一大瓶颈。他说，汤森路透近几年来的调查显示，全球100名最具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公司当中，美国有45个，而中国的数字是零。

 　　格林斯潘在当天一小时的演讲中花了许多时间在吐槽中国经济。他吐槽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快速缩小是借来的。他认为中国经济倚赖外来投资及“借来”的技术，这将会是未来发展的隐忧。他吐槽中国自主创新、技术创新不足，经济中技术进步含量低，缺乏制度变革和创新环境，“要在传统框架之外思考问题以达到创新，是非常难做到的。”他虽然肯定中国正在往正面的方向改变，但直言“还是过于缓慢”。

 　　无论格林斯潘老先生此番讲话出于什么目的，但作为一位在全球经济金融有显赫地位的老手，他的一席话语很值得中国反思。特别是在技术革新创新进步上对中国警示不小。

 　　从生产要素上来看，经济发展主要有四大要素：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形成、技术变革和创新。改革开放34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前三者。也可以说是对前三者的疯狂挖掘和利用，垒高经济总量，推高G D P增速。最为缺乏和不足的是，在技术革新和创新基础上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就使得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被粗放式、竭泽而渔式、巨大浪费式的挖掘开采。而这些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都是有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必将造成经济发展陷入不可持续性的瓶颈之中。中国经济发展这方面的问题已经凸显出来了。

 　　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一个现象是，市场流动性不缺乏，资本资金充足，市场资金价格维持低位。这说明什么呢？折射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并不是货币信贷资金不足的问题，与货币信贷资金基本没有关系。问题在哪里呢？就是长期依靠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以及出口拉动的模式难以为继了。自然资源已经严重依赖进口，生产成本高导致商品价格畸高，抑制了市场需求，出现了严重产能过剩，越生产浪费越大。劳动力红利正在消失，劳动力成本直线上升。出口已经连续几年对经济负拉动。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必须依靠提高生产率水平来寻求经济的新动力。衡量GD P含金量的最重要指标就是生产率，即：总产出对加权平均的投入的比率。投入产出比率越高，G D P含金量就越高。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变量是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前者计算每单位劳动的产量，越高GD P含金量就越高，后者计算每单位总投入(一般包括资本和劳动)的产量，越高GD P含金量越大。

 　　那么，提高生产率靠什么呢？依靠技术革新和创新。事实上，欧洲、北美和日本的生产潜力增长的巨大源泉是那些永无止境的发明和技术创新的涓涓细流。这恰恰是中国的短板和极弱项。全球100名最具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公司当中中国的数字是零，是一个巨大警示。在目前中国经济困难重重下，把经济增长转到依靠技术革新和创新上是当务之急、迫在眉睫。

 　　不管制度“大棒”还是“胡萝卜”，都很难解决鼓励技术创新和引进新技术中的根本性问题。而只有当政府设计出一个稳健的经济法治框架，有力地保护知识产权，并允许在此框架内拥有广泛的经济自由之时，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促进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劳动力、资本、产品和思想的自由市场，被证明是创新和技术变革的最肥沃的土壤。正像格林斯潘所言：自主创新在于提出别人没有想过的东西，“问题是，如果一个社会对你能想些什么、讨论什么都有限制的话，要在传统框架之外思考问题以达到创新，是非常难做到的。”在自由市场的框架内，政府可以通过鼓励新思想和确保技术的有效利用，来扶持快速的技术进步。政策可以同时对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施加影响。这是中国政府急迫需要从制度层面尽快进行整体设计的。

 　　急需创造出一整套培养起一种企业家精神的制度环境。一个国家如果不具备一批乐于承担风险、勇于开办新工厂、采纳新技术并敢于引进新式管理经验的企业家或管理人员，就不可能走上繁荣丰裕之路。从根本上说，当产权明确完整、税率较低且可以预测，而其他可能扭曲盈利(例如腐败)的行为比较少的时候，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才有可能蓬勃发展。政府的某些投资，诸如扩大对农民的服务、为劳动者提供教育机会和培训机会、创办各种管理类学校，也可以帮助培育这种企业家精神。

 　　一定要汲取对互联网金融伟大创新，中国监管部门、金融垄断企业以及个别专家学者群起而围剿和攻之的深刻教训。如果这种对待创新的监管环境、制度环境、社会氛围不改变，那么，中国技术革新和创新就没有出头之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转型都将是一句空话，最终置中国经济于万劫不复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