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广州市交委就广州试点投放2950台约租车进行了听证。在听证会上，不少听证代表都表示遭遇过“打车难”，“非常赞同推广约租车”。除了唯一来自出租车司机代表的反对票，听证会以19:1高票通过了约租车，约租车进入广州市场已成定局。

　　约租车车型更高档，服务也更好，对那些支付能力高，对舒适度和安全系数有较高的需求，诸如企业单位的商务、接机、会议、聚餐等等，约租车的确非常合适。从这个角度来看，广州投放2950个约租车指标，成为国内首个以政府投放的方式鼓励发展阶梯式打车消费需求的城市，有其积极意义。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约租车的投放，也深刻的反映出了市场与管制的矛盾。

　　正如广州市交委客运处处长杨庆强介绍：目前广州市出租车市场供求矛盾仍然存在，，缺口超过7000辆，具备增加出租车运力的市场条件，但这并没有回答为什么要投放价格更高的约租车而不是普通出租车。

　　实际上，这个矛盾在约租车的价格上也体现出来。

　　在谈到约租车的价格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出租车是一种高端的出行方式，不属于公共交通，至于约租车，车型、服务都比出租车好，更不属于公共交通，当然应该市场化定价，说得直白一些，就是说价格应该更高一些。

　　但是，市场化的东西，不管是餐馆、还是商场、便利店，都没有数量管制，只要愿意，只要具备相关资格，谁可以开。不过，这个时候，那些口口声声约租车价格应该市场化的人，却对政府对于约租车的行政管制选择性无视，假装哑巴了。

　　目前，由于约租车有不设外观专有标示喷涂、采用中高档车型、以及司机营运资质三大门槛，所以，目前广州尚无符合运营资质的公司。最接近运营资质的大型出租车公司，虽然有司机，却没有车；而拥有众多中高档车型现车的租车公司，则缺乏有运营资质的司机，需要招纳出租车公司有运营资质的司机。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发放牌照，可以设租；相关的企业，得到牌照，可以获得一些垄断利益；出租车司机，团结善战，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开约租车，报酬自然比其他会开车的人强——围绕约租车，所有的既得利益都得到了满足。

　　但是，消费者却受损了。

　　约租车的潜在用户，有很大一部分是有较为急迫的出行需求，但暂时不能解决交通工具(含打车难)问题的人群，他们愿意为交通工具支付更高的费用。说白了，就是打不到车，然后消费者逼得只有去坐约租车。这就如同现在老百姓急缺廉租房，但是政府却把土地拿去搞别墅区，美其名曰缓解底层老百姓住房困难，并振振有词：“因为有钱人住别墅去了，自然空出房子让老百姓住了”。所以，约租车的高价格，无非是出租车数量管制、准入垄断通过另外一种形式变现。

　　消费者当然不会去争取司机的利益、也不会考虑出租公司的利益，他们只会要更多的、更便宜、服务更好的车，而这个需求却是最合理的——正如消费者要物美价廉的手机、电脑、航班，市场都满足了他们。

　　在出租车的指标上，过去的政策失误已经导致中国各个城市的打车难问题，现在，当新技术、新形式出现的时候，约租车正是中国出租车市场倒逼改革的一个机会。如果这个机会再度被错过，就会变为了新一轮的牌照垄断的起始。

　　设立出租车资质审核，牌照垄断，最充分的理由就是安全。随着市场经济与技术的发展，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市场中已经有了的成熟模式、成熟技术、成熟公司，已经完全可以把新的运力交给市场去调配。只要能起到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老百姓的民生福利，就应该让市场去做，这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更多发挥市场作用是改革趋势。

　　虽然，既得利益群体保持默契，抵制这一趋势，但看起来沉默的、像一盘散沙的消费者却有自己最有利的武器，那就是用人民币投票。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下，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

　　在市场的强烈需求下，互联网公司与汽车租赁企业合作，利用互联网技术，已经向市场推出了约租车，比如滴滴打车，当消费者通过软件叫车,超过一定时间没有司机应答，手机界面上立即会提供约租车的选项，而且，可想而知，市场的一定比官办的便宜。

　　其实，在相对更高，离寻租利益更远的决策层面，是赞成、支持这一变化趋势的。今年5月，交通部出台了《关于促进手机软件召车等出租汽车电召服务有序发展的通知》，提出要鼓励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出租汽车行业的融合创新，积极探索发展各类新型服务模式，丰富服务内容。不过中国的问题正在于，庙堂之高对市场的支持，在很多时候，往往却受阻于江湖之远的各种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