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CPI上涨2.0%，比年初确定的3.5%的目标低了1.5个百分点，创近4年来的新低。对此，有分析认为，由于经济结构和产业层级在双双改善中，且今年这一态势会更趋明显，不大可能出现传统意义上的通缩。因此，CPI走低总体上讲利大于弊。

简单地看，确实如此，因为，CPI并不是判断经济是否出现通缩的唯一标准。经济结构、产业布局、经济增长方式、就业、需求等，都是判断经济是否会出现通缩、有没有出现通缩的重要条件。尤其是需求，是在经济运行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决定经济会不会出现通缩的最主要条件之一。

而从目前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来看，经济结构确实在调整中不断优化，产业布局也在经济转型中逐步合理，经济增长方式则在发展思维的转变下有所提升，就业按照官方提供的数据，也在逆境中增长。关键在于，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建立在问题比较严重甚至相当严重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局部改善、小幅改善，是很难对经济运行产生明显作用的。而且，外部条件也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国内需求有较大的改变。

而这，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最为薄弱的环节。更重要的，受地方政府发展思路、发展理念的影响，如何刺激消费、扩大需求，尤其是有效率的需求，也似乎总也找不到好的方法与手段。一些好的举措与办法，也往往受地方政府执政思维的影响和对需求重要性的认识，难以产生好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经济所以能够在全球经济都还严重低迷的情况下，出现强劲复苏的势头，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个人消费出现了明显反弹，带来整个社会需求的大力改善。虽然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美国有比较大的不同，个人消费尚无法象美国那样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人口大国，消费的潜力是相当大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找到刺激消费、扩大需求的途径，能否把各种消费都能够激活。

事实上，从近一段时间以来媒体讨论比较集中的社保缴费基数标准偏高的问题中也可以看出，中国的消费为什么难以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原因确实是多方面的，而且重点在政府方面。要知道，早在若干年前，媒体就已经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税负最重的国家之一。围绕这个问题，相关职能部门还与媒体、公众等进行过激烈的争辩。在这一问题尚没有争辩出一个结果的情况下，社保缴费基数标准过高的问题，又出现在公众的面前，而最直观的表现是，中国的社保缴费基数标准，又进入了全球高水平国家，高达工资总额的40~50%。而在全球，也就12个国家达到这样的水平，其他11个都在欧洲高福利国家。

可以看出，无论是税负太重还是费负太重，都直指企业和个人负担过重。这也直接导致了媒体对个人消费和企业消费能否被激活、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如何提升的关注。想一想，税费负担这么重，个人还有多大的消费能力，企业还有什么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条件，还有什么投资空间。这两者没有了，无论是生活消费还是生产消费，也就都受到严重遏制了。

必须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目前出现的CPI持续走低现象，是建立在广义货币（M2）高于美国，GDP却不足美国一半的条件下。这也意味着，按照目前广义货币和经济规模的关系，应当是CPI比较高的格局，至少不应该只有2%。这就不能不让人担心，通缩的现实格局可能已经形成，CPI持续走低并不是一件可以令人放心的事，更不是总体利大于弊。恰恰相反，CPI这把剑，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与影响，已经相当锋利。

更重要的，在CPI持续走低的情况下，衡量经济会不会出现通缩的另一个关键指标——PPI，更是连续34个月在负通道运行，进一步证明社会总需求的严重不足，证明中国经济的通缩现象已经变成现实。

当然，CPI持续走低，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在通胀压力不大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运用的空间更大了。因此，相关专家也认为，降准降息的概率也进一步扩大了。最大的疑惑，就是降准降息为了啥。如果单纯为了刺激经济，那么，作用与副作用的比例也就基本相当，甚至后者大于前者。根本出路在于，如何才能将政策的作用传导到实体经济身上，让实体经济能够真正感受到政策的阳光雨露，并通过实体经济的复苏，提升消费能力、发挥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考虑到去年在货币政策的运用方面，已经相当到位。接下来需要考虑的，更多的应当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应当从两个方面来入手。一是扩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的减税力度，让这些企业尽快摆脱困境；二是要实实在在地对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发挥作用，制定更多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税收政策。同时，要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加快，切实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社保负担。

总之，CPI持续走低，不是一无是处，但也决非总体利大于弊。CPI的走势能否向好，能否更加有效地反映经济运行状况，要看社会总需求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