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由北京市体改办牵头，科技部、科学院、财政部，总共四家联合商讨，以会议纪要的形式批准了联想控股的股份制改造方案]

1992年，柳传志开始和中国科学院领导沟通。最初，柳传志提出要有35%股权分配给联想员工。因为，拿20万元人民币起家，到1992年，联想集团的资产和营业规模都比较大了。35%是柳传志和班子成员认真讨论定的。要太多，怕中国科学院不同意。太少又不甘心。

柳传志找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周光召院长谈，说高科技企业，像他们这样的创业者，前面政策规定可以用来发奖金的钱也只是发了小部分，组织上是不是应该考虑让他们持有股份。周院长很开明，他认为这些资产确实都是由联想员工的劳动为主创造的，有股份是应该的。而且只有这样，公司才能够继续办好。

之后，周院长就安排一个副院长负责这件事情的研究落实。结果才知道，如果分配股权，科学院是不能决定的。国家有一个国有资产管理局，需要他们去决定。按照当时的政策法规，公司不管有多少积累，都属于出资人权益，无论怎样说，直接分配股权都是不可能的。院领导告诉柳传志，动股权院里没有权力，他们对公司的贡献又确实应当奖励，干脆就定个35%的分红权吧，每年公司利润的35%归他你们。柳传志同意了。他觉得这也是巨大突破。他必须考虑中国改革推进的环境因素，不能幻想一蹴而就。

1993年，中国科学院同意了联想员工享有35%分红权的请求，接下来留给柳传志的是两个问题：一是35%分红权怎么分配落实到具体人头上，这个问题风平浪静地就解决了。不同的人根据司龄、职务、贡献，按照系数落实到人头。这件事情解决顺利，一是联想文化起作用，二是领导班子成员不仅不吃独食，也没占过分的大头。但是，第二个问题比较棘手，就是这35%分红权，落实到现金很难分到个人手里。一个是所得税、个调税问题，另一个是环境会承受不了。但是，假如不分红，则等于是画饼。柳传志决定不分，把分红款存在公司账上。后来，柳传志向媒体说过，决不做改革牺牲品。这句话源于分不分现金的思考。

“我们的员工真的挺棒的，识大体顾大局。别的企业，不现金分红，攒着将来买股份，有多少企业员工能信？能愿意？我们愣是能做成。也幸亏做成了这件事。1993年，国外PC品牌大举进入中国，民族品牌一个个销声匿迹。联想硬是顶着，拼命往前拱，1997年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一。如果，不解决主人这样的问题，能行吗？”柳传志说。

虽然是关键性突破，但柳传志知道，按照有主人的企业标准衡量，35%分红权连半截子工程都谈不上。他还需要审时度势步步逼近。有一件事情刺激了柳传志，使他认识到要实现目标，要考虑合适的方式方法。他回忆说：“成都有个地奥公司，也算是中国科学院第二大企业。当时科学院召开一个会议，地奥公司是个副总来的。这个副总在会上发言讲，他们的总经理在企业里面既没有股份，月工资也就是八千多块，认为和他的贡献相比是不匹配的。这话刚一讲，会议炸锅了。因为八千多块钱在90年代末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好多科学家觉得，你们这些人凭什么呀，干什么了你们就能拿八九千块钱？还嫌少。这件事把我吓着了。我就想，如果联想要继续进行股份制改造，科学院这关，如果科学家们这么一反对，院长挺不住，这事就过不去了。”

2000年前后，李岚清副总理主持科技工作。他非常强调高科技企业应该实行股份制改造。这时候，柳传志决定，干脆一鼓作气解决这个问题。最终，由北京市体改办牵头，科技部、科学院、财政部，总共四家联合商讨，以会议纪要的形式批准了联想控股的股份制改造方案。又因为前面35%分红权的钱一直攒着，顺理成章就用这部分钱买了35%的股权。

因为有之前分红权落实到人头的工作铺垫，股权分配也十分顺利。再之后，随着民营企业中国泛海的入股和股权改革的逐步推进，联想控股的治理结构初步达到了一个更为科学、完善的状态。

（作者系管理学者、《联想为什么》一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