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一号”水下考古成果获评“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被国家文物局列为2011年度重点项目。“南澳I号”水下考古发现为汕头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门户提供有力的历史证据。

一、汕头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汕头市南澳岛地处闽粤交界，古称百澳，就是说，这里可供泊船的港澳非常多，现在整个岛上比较有名的还有99个澳。辽阔的海域是东亚古航线的重要通道，海上交通十分方便，向北航行可到日本、朝鲜，向东南可抵达菲律宾群岛，越过南海，向西直达印度尼西亚等南洋各国，再经印度东海岸，越过印度洋和阿拉伯海，通往波斯湾或红海与地中海的伊斯兰世界、非洲东海岸，远及欧洲等地。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使南澳海域不仅为国人南船北上或北船南下必经之中转站，更为外国船舶来华于粤海入闽海或闽海入粤海之门户。

考古发现表明，距今约8000年前的“象山遗址”、距今约3500至4000年前的东坑仔遗址，说明史前人类对南澳海岛的开发、移民，也反映了距今8000至3500年间，南澳岛外的宽阔海域上存在着一定规模的海上交通和水上活动。据古籍记载，宋代的南澳就是“番舶”出入之地，“为诸夷贡道所必经”。

明代有关海上航线的记载多次提到南澳，说明它在海外交通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三四月东南风汛，番舶多自粤趋闽而入于海，南澳云盖寺走马溪，乃番舶始发之处，惯徒交接之所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南澳实际上成为中外商船云集交换商品的场所，是“海上互市之地”。

“南澳Ⅰ号”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唯一一艘明代晚期商贸船，船上装载的生活用具等文物而极具价值，有盘、碗、罐、碟、瓶、盖盅等，横跨宋、元、明三个年代。结合考古勘探资料分析，当时初步判定该沉船的年代为明万历年间，船载文物主要为明代粤东或者闽南及江西一带民间瓷窑生产的青花瓷器。“南澳Ⅰ号”的发现证明了汕头海域在明代已是中外舶商进行贸易的重要场所，也是当时“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通道之一，是国际贸易货物的转运站、集散中继站与必经之路。

二、明清时期汕头民间贸易十分兴旺发达

从明代开始，环中国海海洋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虽然有郑和七下西洋的通蕃活动，但由于“海疆不靖”，明洪武七年（1374）至隆庆元年（1567）间，朝廷开始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取消海外贸易。然而，地处闽粤交界处的南澳岛，由于良港众多，又基本属于“两不管”之地，虽然朝廷海禁政策严厉，却俨然成为海盗云集、贸易昌盛的化外之地。

由于海上贸易利润丰厚，闽粤沿海民众一直趋之若鹜，即使是朝廷允许的朝贡贸易，贡使也能从中赚到巨额差价。如100斤胡椒在苏门答腊值银1两，运到明朝便给价20两；日本刀在本国价值800至1000文，明朝给价5000文。朝贡贸易之外的民间走私贸易，获利更丰。

其实，当时走私贸易者，除少数当地居民，大多是势力强大的亦盗亦商的海上走私武装集团。走私贸易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海商海盗集团，其主要人物有许栋、许朝光、曾一本、林国显、林道乾、林凤、吴平等。

到了隆庆年间，开始部分废除海禁，“准贩东西二洋”。而隆庆就是万历皇帝的父亲，汕头“南澳Ⅰ号”则是这个时期的一艘商船。

“南澳Ⅰ号”、海盗海商的昌盛、樟林港的勃兴、红头船的繁荣等等，都是汕头海上丝绸之路兴旺发达的重要表现。

三、汕头是瓷器的重要出口地

潮州是中国古瓷都之一。早在唐代武则天时期，潮州瓷器就已远销罗马和埃及；宋代的潮州笔架山窑场盛极一时，韩江两岸“沿江十里，烟火相望”，潮州因此有“瓷都”之称；明代，潮州瓷器又迎来一个生产和出口的鼎盛时期，所产瓷器远销日本、东南亚、中西亚以至非洲和欧洲。

“南澳Ⅰ号”的发现证明了汕头是包括潮州瓷在内的瓷器重要出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