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方绍伟是一名地道的汕头人，1982年离开家乡到北京上大学，开始专门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潜心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综合分析。赴美留学后，在芝加哥创立了“制度经济研究中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包括“产权国家论”、“统治商数论”、“制度发展论”等。
即使远在美国，方绍伟仍十分关心家乡的发展，2007年、2009年都曾回家乡，到汕头大学讲学。谈到汕头的发展之路，方绍伟见解独到。在他看来，汕头特区的“体制创新”问题，归根到底是“制度文化”的创新问题。汕头的出路在于改变“制度文化落差”，只有在“制度文化”上一鸣惊人，汕头人民所希望看到的“汕头大发展”才可能出现。他真诚地希望，能有机会与家乡人共同讨论具体的制度设计问题，从而为家乡的发展尽个人所能。
2009年，在中国的和平崛起日益受到世界各国关注之时，新华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一本名为《中国热——世界的下一个超级大国》的书。该书主要分析了中国崛起的原因、问题和乐观前景以及美国的反应、担忧和观念误区，并因“中国不会选择西方式的民主”，“中国的复兴对美国的挑战不是经济或军事的挑战而是美国不愿面对的‘国家制度模式’的挑战”等颇有创见的观点引起热议。该书的作者方绍伟，正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汕头人。
近日，记者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与远在美国的方绍伟进行了一次“网上采访”。采访中，方绍伟不仅畅谈了对汕头特区的回忆，还以“制度经济”的理论分析，建言汕头未来的发展。
赴美后已不认识“新的汕头”
潜心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创新“制度文化”引领汕头发展
《汕头日报》：您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汕头人，相信您虽然远在美国，但仍有关注家乡的发展。汕头经济特区自1981年成立以来，已走过整整30年的历程。您认为这30年来，汕头发生了哪些变化？令您感受最深的是哪一点？
方绍伟：我1982年离开家乡到北京上大学，当时区域很小的汕头特区正在搞“五通一平”，老市区也还没有太大的变化。1994年赴美前我回过家乡，那时汕头东部新区的变化已经很大，到2004年再回来时，我已经完全不认识新的汕头了，以“外马路加中山路”为主干道的老汕头市已经成为过去。后来的跨海大桥和海岸夜灯也令人印象深刻，新的公路、铁路和机场肯定会使汕头更加四通八达。除了市区面貌之外，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也很明显，有成就的大商人、大公司、大学者比比皆是，我2007年和2009年在汕头大学讲学时也感受到了新的生机。
潜心研究“新制度经济学”
《汕头日报》：您能谈谈您的经历吗？现在从事哪方面研究？与国内的联系如何？
方绍伟：从汕头一中毕业后，我到了国际关系学院学习英文，后来到北京大学读经济学，然后就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从事研究工作。在北京大学时我就开始专门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潜心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综合分析。到美国留学时，我学的是政治学和信息管理学。后来在芝加哥创立了“制度经济研究中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包括“产权国家论”、“统治商数论”、“制度发展论”和“冷酷实证方法论”，特别用于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用中英文出版的《中国热：世界的下一个超级大国》一书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例子。近年来，我经常在香港的《领导者》杂志和卡特基金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上发表文章，先后到华南、华中的多所大学讲学，与国内的联系更加经常化了。
创新“制度文化”引领汕头发展
《汕头日报》：今年5月起，国务院批准汕头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市，澄海、潮阳、潮南、南澳列入新特区范围。您认为，在汕头特区扩围之后，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推动体制机制的创新，从而增强汕头特区作为粤东区域中心城市的作用？您是制度研究的专家，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吗？
方绍伟：“汕头特区扩围”是一件值得关注的大事。30年来，汕头的发展一直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状态，这当然同汕头与其它高速发展地区的“地理落差”和“资源落差”有关，但同“政策落差”、“制度落差”和“文化落差”可能有更大的关系。
“特区扩围”显然有利于缩小与其它高速发展地区的“政策落差”和部分“制度落差”，但“制度经济学”的逻辑告诉我们，要使“政策优势”和部分“制度优势”真正发挥长期效力，关键还在于“制度运行”方面的“制度落差”和“文化落差”。
“制度运行”就是政策和制度的实施与运作，其中的“公平、效率与速度”含义，正是任何地方的经济发展的真谛。也就是说，“特区扩围”在一般人看来只是地方“项目发展”和“制度政策发展”的问题，在我看来却是“制度运行发展”和“文化发展”问题。“制度经济学”的逻辑很简单：小发展靠政策项目，大发展靠制度文化。汕头要真正摆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状态，必须在“项目发展”和“制度政策发展”的基础上，把眼光放到“制度运行发展”和“文化发展”上来。
为什么“制度运行发展”和“文化发展”那么重要呢？因为，经济发展实际上就是“项目发展”的“持续性”问题，如果“制度运行”没有公平和效率作保证，发展速度和可持续性就成为问题。而一个地方的“制度文化”，恰恰就是“制度运行”的公平、效率和程度的要害。这是一个鼓励做蛋糕、抑制分抢和毁灭蛋糕的长期制度文化问题；是一个信誉、信仰问题；是一个“商业品牌”和“制度品牌”问题。
所以，汕头特区的“体制创新”问题，归根到底是“制度文化”的创新问题。在“先天条件”上，汕头无法跟深圳比，因为深圳是新建城市，“制度文化”的建设几乎是“一切皆新”，传统的负担不重，原有的“分配性势力”不大。更完整地说，汕头与深圳的发展落差，原因在“地理资源落差”和“制度文化落差”两大方面，“地理资源落差”自然是难以改变的，所以汕头的出路在于改变“制度文化落差”。地理资源是自然资本，但可再生的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更重要，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甚至可以改造自然资本。
只有在“制度文化”上一鸣惊人，汕头人民所希望看到的“汕头大发展”才可能出现。只有启动一场“新制度文化运动”，才能最终把区内外和国内外的人力物力资本吸引到汕头来，才能使汕头的政府管理机制和自由市场机制更出色地运作。
“用制度创造制度”寻求新突破
《汕头日报》：在中国，特区还将存在，也将继续担当先行先试的使命。这方面，您认为，汕头在发挥试验田作用，先行先试上应该从何寻找突破？对汕头经济特区未来的发展，您有何看法？
方绍伟：汕头的发展问题，是一个“项目政策发展”和“制度文化发展”如何得到持续政治保障的问题。也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能谈论“汕头发挥试验田作用”以及“在先行先试上寻找突破”。这是一个“用制度创造制度”的思路，思路的重点是不仅要确立制度，还要确立更为重要的“制度信仰”；只有确立制度及其信仰有好处而反之有坏处，事情才能成功。只有自利遵从才能自我强化。
具体的“制度文化创新”和“制度信仰确立”会涉及制度运行透明化、公开化和良性博弈化，是需要地方政府强力政治推动的大工程。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和大家讨论具体的制度设计问题，从而为家乡的长期发展尽个人所能。
人物简介
方绍伟：制度经济学家，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1965年生于广东省汕头市。1986年获国际关系学院英美文学学士，1989年获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1994年留美并于1997年获信息管理学硕士。曾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曾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华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
